1959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纸质文书《石染典过所》 。

　　在唐朝，为保证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稽查行旅，防止偷漏国税、逃避赋役、拐卖人口以及防范来自境外的破坏活动，实行严格的过所制度。

　　“过所”一词，从字面上讲指“度过（经过）之处所”。在古代，“过所”专指行人度过关津时的凭证，即现在的通行证。

　　过所制度始于西汉。汉唐时期，凡到各地进行贸易活动的商人都要持“过所”，否则便是非法通行，要被缉拿。因此，“过所”对国内人员来说，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通行证；对外国人来说，则相当于护照。

　　唐代的过所制度已十分完备，今新疆吐鲁番一带就出土过大量的过所文书原件。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土的纸质文书《石染典过所》，就是一件唐朝时期使用的典型过所。

　　《石染典过所》由3张纸粘接而成，长78厘米、宽28.5厘米,存文24行，虽前后残缺，但内容清楚。文书中有朱印五处，首印为“瓜州都督府之印”，中间3印为“沙州之印”，结尾处为“伊州之印”。印章表明，此件过所是石染典从瓜州和沙洲户曹处领取的。之前，石染典携带着安西都护府颁发的过所，从安西到瓜州经商，“市易”后，为返回安西，又请求瓜州都督府发给回去的过所，因此瓜州给他签发了过所。由于从瓜州到安西要经过铁门关（今焉耆与库尔勒之间），所以在过所里还特别注明了此关。

　　根据《唐六典》记载，过所在中央由尚书省刑部司颁发，在地方则由都督府或州颁发。过所申请人要呈交申请文书，按照规定说明相关情况，诸如申请理由、人数身份，以及所携带物品的数量、品色等等，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明。这些证明有时要附在过所正文后，过关、过城时也要验看。负责审查的官员要一一核实，有关审批人员都要签名。

　　正式过所一般是一式两份，一份正本，由官方加盖官印发给申请人；一份副本，与正本相同，经过主管官员与协管官员签名，作为刑部司门司或州户曹档案存档。对于没有过所、公验而私自出入关津的行为，唐代法律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凡水陆等关，两处各有门禁，行人来往皆有公文……若无公文，私从关门过，合徒一年。”意思是，对于不符合度关手续而发给过所，或冒名申请过所而度关的行为，唐律规定“各徒一年”。

　　申请人领到过所后，须妥善保管，万一丢失，就要被拘押扣留，查清身份后再酌情处理。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开元廿一年正月—二月西州都督府勘问蒋化明失过所事案卷残卷》，就是一件唐代地方官府审理丢失过所案件的行政诉讼文书。经整理，该文书内容大体如下：京兆府云阳县嗟峨乡人蒋化明，为敦元暕充当脚夫，自凉州向北庭运输。行至金满县，恰逢括户，遂附籍为民。后因饥贫，又为北庭子将郭林驱驴，送和糴米入伊州仓。到西州时驴病死，过所也不慎丢失，被郭林派傔人桑思利捉送官司。经法曹司勘问，判付桑思利领蒋化明往北庭。路过酸枣戍，因无过所，又被捕回，交功曹司审讯。

　　该案件的卷宗，既有被告丢失过所的辩词，又有功曹、法曹参军的审问记录，最后是地方主管官员的判决意见和户曹参军为蒋化明补发行牒。整个案件程序复杂有序，说明唐代官府对于通行证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

　　吴承恩在《西游记》中说，唐僧受唐太宗之命西天取经。临行前，唐太宗亲自将通关文牒交给唐僧，还与他结拜为兄弟，对他非常支持。出发时，唐僧身上带了3样东西：锦襕袈裟、九环锡杖和通关文牒。在后面的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通关文牒的实际作用和今天的签证是一样的。女儿国国王不给唐僧倒换文牒，唐僧便不能离开女儿国。

　　然而现实中，玄奘在西行伊始，最主要的障碍却来自朝廷。

　　初唐时期，国家初定，边界不稳，不允许国人出境。贞观元年（627年），玄奘几次三番申请“过所”，以西行求法，均未获唐太宗批准。此事并没有打消玄奘西行求法的念头，他继续寻找机会西行。贞观三年（629年），长安遭遇大灾，政府允许百姓自寻出路，玄奘借机混入灾民中偷渡出关。根据当时规定，私度边关比私度内地关隘惩罚更重，所以他的这个决定非常冒险。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