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遗址碑

钓鱼台上有人家

　　钓鱼台，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腰新乡境内，位于腰新乡前心村西偏南方向约2、5公里的嫩江左岸，座落在海拔150余米，南北长3000余米的半拉山上，占地8.4万平方米。现在这里仅存1992年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政府竖起的一座简易碑标。

　　从1956年开始，国内外考古专家曾先后三次对钓鱼台地区进行过大规模考察和发掘。据考证，钓鱼台曾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早期渔猎先民濊貊人流徙驻跸之地。半个多世纪以前，钓鱼台地区还是山险林幽、草茂水碧。

　　濊貊人，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单称为“追”、“发”、“貉”、“貊”、“秽”;或连称为“追貉”、“秽貉”、“濊貊”、“貉貊”等。濊貊人原本是一支小小的部落族群，逐“难水”(古嫩江)而居，先后用镖矢、石簇、石斧和铲锄披荆斩棘，渔猎为生。擅长中国北方古史的历史学家金毓黻认为：“秽貉即貊人之复称，貊亦作貉，居东北方，然则后来之夫余、高句丽殆皆属此族乎”。可见，濊貊是我国古代民族的族称，也是复称。所谓“追”、“发”，在殷周时代是指濊貊而言。

　　大约三千一百多年前，也就是公元前1085年至公元前1046年之间，商乙王与商纣王交替之际，在西周即将灭商的前夕，乙王与纣王戕残，周武王虎视眈眈坐收渔利。在濊水西滨，也就是现在山西东部与河北交界处，清漳河流域的一个枝渎，现在太行山余脉下端，延伸到河北沧县东北40公里左右的地方，生活着一个茹毛饮血的部落。这个部落从貊人分化出来以后，因水而聚居。后人把这里叫“濊邑”，这就是当时濊貊族的摇篮之地。这些濊貊人为了躲避商乙王与商纣王相互屠戮而引发的部族之间的角逐，更担心周王窥觑的虎狼之险，于是，世居濊水西滨的这些濊貊先人，被迫陆续以居落群体分头向各方迁徙，其中一部分人，向东渡过渤海，迁到辽东半岛，散居在鸭绿江上游到辉发河一带，辉发河就是现在吉林境内的柳河。辉发河源自现在吉林省柳河县西南，向东北流经辉南县和桦甸县注入粟末水，也就是古松花江。这些“发人”，既是后来东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传播者，更是东北濊貊人的祖先。直到汉魏以后，也是东北地区所有民族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一族。

　　历史上的“辉发部”族群，有些史书称“灰扒”，是明代海西女真四部之一。曾经散居吉林辉发河沿岸。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为建州女真所并。

　　这些“发人”，沿着辉发河继续向东迁徙,其中一部分沿松花江与嫩江交汇处，向北溯流而上，到了嫩江(古称“难水”)之滨的钓鱼台，就是现在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腰新乡境内的前心村西偏南方向约2、5公里的嫩江左岸的半拉山上。

　　钓鱼台位于嫩江左岸，背靠高山坡地，地势绵延，山水相接，物产丰盛。山上有茂密的树林，江中有丰富的鱼鲜水禽.这里既可以下河镖鱼，又能进山射猎，当时完全能够满足这些人的生存需要。于是，这支濊貊人在此休养生息。开始结伙而行，下河捕鱼，或用鱼网捞、或用骨叉刺、或用骨钩钓，小沟小汊就竭泽而渔。然后又用他们从家乡带来的石镖、石刀、石斧、石凿等……。

　　从此，钓鱼台地区的濊貊先民兴渔猎，养牺牲;弄稼穑，正姓氏;定四时，传乐章;聚族而居，分理四方。在嫩江中下流到松花江中游两岸地区，开发了原始渔猎生产，为后来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注入新的元素，奠定了坚实基础，使钓鱼台地区真正成为这一地区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

　　大量史料证明，当时黑龙江地区，大体分居着三个部族系统的人，即西部大兴安岭两麓为山戎和东胡系统;东部和北部为肃慎系统;而中部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恰为中间暂时“空白”地带，仅有少量原生古人渔猎而居。濊貊人的到来，使这一地区很快形成了部族系统和规模范围，与其它两个地区的部族，大体分区而治。当时的松嫩地区基本进入新石器中晚期，即蒙昧时代向野蛮时代过渡期。而此时，中原地区已进入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青铜时期，长江流域也已进入河姆渡文化中晚期。这就是说，当时松嫩流域的文明程度比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整整晚了一个时期。

　　濊貊先人在钓鱼台地区用渔猎的骨镖、簇矢、石刀和石斧奔涉砍斫出一片生存的天地后，从露宿荒野，转为因山就势、因地就形，开始尝试挖掘砌筑地穴式或半地穴式居所，以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环境，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文明程度又一次得到了历史性的飞跃发展。

　　历经周武王到周康王三代以后，直到西汉初年，这些濊貊人，在北夷索离国王子东明的带领下，南渡施掩水，也就是现在松花江大转折处的三江口，古称施掩水，遁而建立北夫余国。由于施掩水地方凫多、鱼多，故国名称凫鱼国，后来演变成夫余国。渤海时期称夫余府，明代称福裕卫，夫余之名延续至今。

　　此时在中原铁器文化的影响下，又因部族和地域之争导致这些濊貊族的后代大约28万人，在濊君南闾的带领下，向外进行空前的大迁徙和再组合，使这些人或融入当地原生民族，即后来的汉族;或向南迁移发展成高句丽族;或向西回迁融入渤海族;从此，濊貊族的直接记载从史籍中消失。也就是说，自西汉起，濊貊人所居住的地区就逐渐被新兴民族夫余、沃沮、东濊所瓜分。

　　魏晋之际，转而出现被融合替代后的豆莫娄、大莫娄、达末娄;隋唐时，在首领贺莫咄的带领下，归并南室韦;直到辽金时期在属于契丹的辖地内，纷争出独立的次乌古部。

　　就这样经过历史的无数次反复定义后，这些濊貊人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从钓鱼台走进前心古城，把钓鱼台地区“传说时代”的远古文明推进到渔猎、游牧和农业三种经济形态共进勃兴的农耕文明。从此，钓鱼台地区的濊貊族人开始江上渔歌、莽林狩猎、田园牧笛的全新生活，“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

　　资料来源：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