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40-50年代。结构主义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都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法国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也被认为是代表人物之一。

1.列维-斯特劳斯

　　列维-斯特劳斯是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曾到巴西中部进行过实地调查。在学术上受到多种思潮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地质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但结构主义的提出主要源于语言学。他在布拉格结构语言学派代表人物雅克布逊（R·Jakobson，1896-1982）的音位结构分析法启发下，提出可把这种方法运用在亲属关系分析上，于是便形成了人类学结构主义方法。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结构人类学》（2集，1958年，1973年）、《野性的思维》（1962年）、《神话学》（4卷，1964年，1967年，1968年，1971年）等。

　　列维—施特劳斯继承了杜尔干的理性主义传统，他吸取了杜尔干的“集体意识”的思想，吸取了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思想。但是，他研究的是人类的思维结构，不是经验的社会结构。列维-斯特劳斯说，社会结构不是经验主义实体，也不是对特定社会关系总和的描写，而是一种可以运用于任何社会的研究方法，一种为分析和说明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模式，即从人类学资料中抽象出来的逻辑结构。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土著民族中进行调查时，为他们提供情况的当地人往往会提供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情况。因此，需要人类学家进行结构分析，即用模式的方式去解释社会关系。人类学家的任务，就在于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就是要通过人们正常意识到的层次（即有意识层），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真正起作用地结构系统。

　　列维—施特劳斯借鉴结构语言学中“语言”与“言语”以及“音位”的概念，提出文化也是一种语言，它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表露在外的具体社会文化现象相当于言语；现象背后潜藏的无意识结构相当于语言。他认为，亲属称谓如音位一样，是意义的元素；亦如音位一样，只有当它们整合到系统中去之后，它们才获得意义。“亲属制度”像“音位系统”一样，是由思维在无意识思想的水平上建立起来的。最后，散见在世界各地和根本不同的社会中的亲属关系模式、婚姻法则、在某些亲属关系类型之间的相似的规约态度等等的重复出现，使我们相信，在亲属关系问题上和在语言学中一样，可观察的现象是由那些一般的但是潜隐的规律作用造成的。按照列维—施特劳斯的观点，在夫与妻同兄弟与姐妹之间,和父与子同舅与甥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并在指出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后，进一步指出这是普遍存在的乱伦禁忌的直接后果。

2.利奇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是结构主义思想在英国的提倡者，被认为是最能理解列维-斯特劳斯思想的人类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有《罗万图兹—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1940年）、《缅甸高地的政治制度》(1954年)、《反思人类学》(1961年)、《普尔—艾里亚》（1961年）、《一个逃亡者的世界？》(1968年)、《作为神话的创世纪枷》（1970年）、《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1970年)、《文化和交往》(1976年)、《社会人类学》(1982年）、《圣经神话的结构解释》（1983年）等。

　　在解释结构主义的时候，利奇也认为，人类学家描述的结构仅存在于他们心中的逻辑结构模式，所谓对社会制度的说明就是用一个概念化的模式来陈述集团之间关系和组成集团的个人之间关系的正确状况。但是，他的思想中还是带有英国功能主义传统的经验主义色彩，如在模式建设地问题上明确表示，他关心的始终是可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的物质世界，而绝不是那种玄奥的东西或观念制度。

　　利奇建构了精密的“钟摆模式”，这一模式在人类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动态平衡”理论更被誉人类学理论史上的一次“革命”。利奇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动态平衡理论是对传统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不满，他认为后一种理论是“一套生硬地过分简化的平衡假设”。虽然加上了“动态”的限制，他实际上还是在“结构”理论的构架内进行分析与表述。他的“钟摆”式的摆动，只是在结构内有限的两极之间来回摆动，也是说，仍未跳出结构功能主义的窠臼。

参考资料：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