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化论学派是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形成的民族学和人类学学派。他们一方面恢复了19世纪以摩尔根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的名誉，另一方面提出了与19世纪进化论不同的学说，如文化学与能量进化、文化生态学与多线进化论等，因而被学术界称为新进化论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怀特（L·White，1900-1975）和斯图尔德（J·Steward，1902-1972）。

1.怀特的普遍进化理论

　　莱斯利·阿尔文·怀特(Leslie Alvin White, 1900-1975)，192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芝加哥大学攻读人类学，并于1927年获人类学博士学位。1927年至1930年为布法罗大学讲师，在此期间接触了易洛魁塞纳卡印第安人，从而导致他去阅读摩尔根的著作，由此开始了向进化论观点的转变。30年代后期，他曾开课讲授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研究，还介绍普列汉诺夫、哈林的著作。先后出版了摩尔根以前没有出版过的作品，如《摩尔根1859-1862印第安人日记等》（11959），重新编辑再版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他的主要代表作有《文化科学》（1949）、《文化的进化》（1959）等。

　　在学术思想上，怀特的进化理论与摩尔根的古典进化理论有相同的地方，即二者都同意人类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从低级向高级进步，全世界各种文化都必定经历几个相同阶段。可以讲，这种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一致性和单纯性构成二者之所以进化论的基础。但怀特并没有完全继承摩尔根的学说，而是提出了文化学和能量进化的学说。他认为，文化（包括制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它有自己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因此，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怀特主张，技术与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阶段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

2.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理论

　　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德(Juliar Haynes Steward，1902-1972）也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对19世纪的进化论表示同情，曾公开表示，反进化论的浪潮支配人类学理论的时间太长，以致对真正社会文化科学的发展起了阻碍作用。但他认为摩尔根的进化论是单线进化论，怀特的进化论是普遍进化论，这两种进化论都不全面，因而他提出了文化生态学和多线进化论的主张。他的主要著作有《进化和生态：社会变迁文集》（1977年）、《盆地高原土著的社会政治群体》 (1938年)、《南美印第安人手册》（6卷本，1946年至1950年）、《文化变迁论》(1955年）、《传统社会的现代变迁》 (1967年)、《阿尔弗雷德·克鲁伯》(1973年)等。

　　斯图尔德非常强调对生态环境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被称为“生态人类学”，其范围包括三个方面：1．生产技术或工具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2．生产技术与人的“行为”方式的关系；3．“行为”方式对文化其他方面的影响。他认为越是简单的、早期的人类社会，受环境的影响就越直接，地形和动、植物群的不同，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和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这种看法正是他多线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回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因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地发展着的。斯图尔德的第三个理论贡献是对文化类型的研究，他认为，文化人类学家过去多从事简单社会的研究，而现在开始进行复杂社的研究，因此，过去使用的许多概念已无法描述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情况，必须创造和建立新的概念。他创造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Levels of Socio-cultural Integration)就是对不同文化类型进行描述、分析、比较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和一种研究方法。他将文化类型分为有代表性的三个层次，即家庭、群落（村落或社区）和国家。他认为，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它的类型越来越复杂，但是，像家庭或群落所代表的较简单的文化类型，不会因为复杂类型的出现而完全消失，而是作为特殊的、依赖于新的整体的一部分而逐渐改变。

参考资料：

　　1.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

　　2.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中国人民大学，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