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自从西方传入我国几近100年。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民族学在这个特定的空间的发展，经历了特定的历程，初步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自林纾、魏易译德奥学者哈伯兰的《民种学》（英文本书名为Ethnology），并于1903年由京师大学堂书局出版之后，许多国外民族学著作逐渐翻译介绍到中国。“五四”运动前后，一批中国学生陆续前往西方各国和日本留学，其中一些人系统地学习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知识。他们回国之后，成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建立初期最早的一批骨干，考古学、新派历史学和体质人类学在此前后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1913年，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1915年设立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全国许多院校，如金陵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广西大学等学校纷纷设立社会学系。在这些社会学系中，大部分都开设有与民族学有关的课程。李济在美国学习人类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后，于1923年回国，到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教授。当年在南开大学分科之中，文科有人类学系，课程表上开列人类学和进化史两门课程。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

　　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说民族学》的论文，他提出“民族学”这一术语，明确了学科定义，回顾了民族学的发展历程，对学科进行了界定。在此之前，蔡元培还撰写了一些文章，以进化论的观点分析人类文明的演进，特别注意使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材料。

　　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其中第一组为民族学组，由院长蔡元培亲自兼任该组主任。它是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学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之时，其中第七组为人类学与民族学组，此时的人类学工作主要集中在体质人类学方面。以后这个组并入以考古学为主的第三组。由于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提倡，“民族学”成为当时大家公认的学科名称。当时，民族学与体质人类学两个学科又经常被合称为人类学。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划归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成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吴定良自欧洲返回后，加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随之改名为人类学组，由吴定良任主任，特别加强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使体质和文化并重。

　　中国民族学家在学科建立之后，进行了国外学科理论的翻译介绍、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研讨、民族学文物的搜集等工作。进化论学派、传播学派、功能学派、历史学派等西方民族学主要流派当时的一些重要著作译成中文，吴文藻、杨堃、孙本文、戴裔煊等人发表了许多介绍西方民族学理论的文章，人们对民族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更加了解，从而初步建立了学术研究的规范。1934年12月，中国民族学会正式成立，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了《民族学研究集刊》，中国民族学家有了更多地交流，促进了学科发展。

　　许多学者在二三十年代读书时，就认真思考过怎样进行民族学实地调查研究的问题。凌纯声等认为民族学可以分为记述的民族学和比较的民族学两种，在中国发展民族学就必须从前者开始，于是他们将早期研究活动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野调查。在调查中，许多学者以细致全面著称，从调查提纲的拟定到调查的实施，均尽力按照当时国际学术界的规范进行。随着法国民族学派精细调查方法和以后的参与观察方法的介绍，在田野工作实践中，一些中国民族学家们开始尝试更深入地浸润在各族民众的生活之中。

　　中国民族学家们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陆续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汉族社区进行民族学田野调研。1928年，在中山大学担任教授的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与容肇祖、杨成志一起到云南进行调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成立之后，马上派出颜复礼、商承祖到广西凌云调查瑶族生活与文化。此后几年，民族学组又派遣凌纯声、商承祖到东北调查赫哲族，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调查苗族，凌纯声、陶云逵等到云南调查滇西各民族。各大学民族工作者也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抗战爆发前，费孝通等学者对广西瑶族进行调查；刘咸等学者先后对海南黎族、苗族进行调研；胡鉴民等学者对浙江畲族进行调研等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民族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转移到西部地区。他们在抗战期间开展了对西部少数民族的大量田野调查，调查较为深入。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建立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对云南几个不同社区进行调查研究，研究人员各自有专题，到选定的社区去调查，完后组织集体讨论，最后写成论文。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和抗战时迁来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民族学家，到四川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主要著作由《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纯声）、《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凌纯声、芮逸夫）、《江村经济》（费孝通）、《金翼》（林耀华）等。

　　为了建设抗战大后方，一些民族学家提供建立民族学于边疆政治相结合的专门学问——“边政学”，以“研究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以及边政。民族学家关于各民族情况的介绍和调查大量出版，人们对少数民族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他们在对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中，注意到了当地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

　　民族学理论开始和实际结合，国人对民族学给予了高度重视。许多大学和机构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培养了民族学专业人才。抗战后期，由于边疆建设和研究的需要，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先后建立边疆政学系，国民政府建立边疆文化教育馆，旨在加强边疆各民族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抗战时期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高潮。

参考资料：

　　1．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林耀华：《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